🌬1949年4月，国民党少将范纪曼要被执行死刑，临刑前，他说要上个厕所，但谁也没有料到，此去竟然不复返，他用一块木板逃生了。
1949年4月18日的上海，空气里凝固着一种腐烂的焦躁感，在这座即将易手的城市里，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的看守所显得格外阴冷。
当晚，看守给代号“少将”的犯人范纪曼端上了一桌饭菜，那是一盘平时难见的鱼和肉，在那个物资紧缺的当口，这顿饭散发着一股阴森的仪式感。
狱友周黎扬在一个不经意的瞬间，贴在他耳边丢下一句话：名单上的名字被圈红了。
在当时的特务逻辑里，这个红圈就意味着死刑，坐在桌前的范纪曼，没有像寻常死囚那样崩溃，他只是平静地拿起了筷子。
这个生于1906年的四川梁山汉子，家境本极其优越，此时却在一口口吞咽着这顿“最后的晚餐”，他精通英、德、日三语，曾经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高才生，陈恭澍是他勾肩搭背的同学。
在那个混乱的年代，范纪曼的人生原本是一条笔直的将帅之路，但1926年那场席卷南方的北伐，改变了一切，他在叶挺麾下带兵，却因为伤病暂时退场。
1929年，他在重庆开启了潜伏的暗面，成了游走在上海法租界的红色交通员，范纪曼的运气似乎总是透着点诡异，他的人生伴随着密集的牢狱频率。
1931年，他在“五卅”纪念游行中被叛徒指认，经历了他人生的“头道班房”，三个月后，他毫发无损地出来了，但代价是沉重的：他的党员身份就此断裂，成了漂浮的孤岛，但这层意外的孤岛身份，反而成了他在军统内左右逢源的最佳伪装。
1932年，他凭借着老同学陈恭澍这层人脉，一头扎进了蓝衣社做翻译，在那些密密麻麻的国外报刊里，范纪曼精准地抠出了关于外交和军事的核心代码。
陈恭澍很信任这个老同学，哪怕范纪曼后来因叛徒牵连二度入狱。
当时的情形堪称荒诞，陈恭澍甚至亲自下场，在女友和一帮黄埔旧友的游说下，把他保了出来。
范纪曼这种经历和身份，让他后来甚至当上了军统北平站的站长，但他真正的底牌，是上海安里那部不断向延安发送信号的秘密电台，抗战期间，他在南京盯着日军的火药桶，在上海扮演着《自由日报》的记者。
1944年，日军宪兵队把他丢进大牢，这是他的第三次受难，但他依然像个不倒翁一样生还，甚至在淮海战役最惨烈的时刻，邱清泉部增援黄百韬的情报，也是经他手送出的。
转折点发生在1949年初，一个叫沈寒涛的人没能熬过酷刑，把范纪曼给供了出来，陈恩峰的手下立刻锁定了这位“代理少将”，将他投入了上海警备司令部的死牢。
4月18日晚的那盘鱼肉，就是站长徐少元下达的最后通牒，但范纪曼在等，他在等一个物理上的生机，一个谁也没注意到的视觉死角。
1949年4月19日凌晨4点，这是天光未亮前最容易让看守松懈的疲惫点，范纪曼突然捂着肚子在监房里哀嚎起来，这种来自“少将”的痛苦叫喊，惊动了睡眼惺忪的狱卒。
他一边表演着冷汗淋漓的腹痛，一边请求去厕所，看守在惯性思维下打开了锁链。
当时的监狱因为临近溃败，防守已经出现了极其危险的缝隙，厕所被认为是唯一的死胡同，但范纪曼在之前的“放风”里，已经在这个死胡同里锁定了他的救命草。
那是一块横卧在污水里、沉重且被浸湿的木板，看起来像一堆没人要的垃圾，这块木板在他的大脑中经过精密的几何计算，成了一个完美的助跑斜坡。
在支开了守卫视线的极短空档里，他把木板斜靠在了那堵高耸的围墙上。
这不是普通的逃跑，这是一场对抗地心引力的物理加速，也是他多年谍战素质的爆发，他踩着湿滑的木板，借着惯性纵身一跃，双手死死抠住了布满铁丝网的墙沿。
十指连心的剧痛没有让他停手，他像只灵巧的黑豹，一翻身就跌进了围墙外的树林，当看守反应过来推开厕所门时，除了那块还在滴着污水的木板，什么都没剩。
范纪曼就这么消失在了上海黎明前的窄巷里，直到5月27日解放军进城，他才重新现身。
你以为这是一个大团圆结局？不，这位特工的命运比这要崎岖得多。
1955年，他因为牵连进那场著名的“潘杨事件”，开启了长达20年的第五次牢狱生涯，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，他在铁窗后面看尽了时代的起伏变迁。
1975年出狱，1980年名誉重塑，直到1984年12月30日，他才重新拿回了那张断裂了53年的党籍证明，那一年的范纪曼已经78岁，他那双曾经攀过死囚墙头的手，颤抖着接过了那份迟到的认可。
1990年，这个一辈子四次从死刑边缘溜走的奇人，在84岁的时候安详闭眼，他走后，那块救命的浸水木板和那个带血的红圈，都成了谍战史里的一段冷硬切片。
人们总说特工是活在影子里的，但范纪曼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影子也有属于它的重量，这种重量能压弯敌人的刀锋，也能在那堵看似不可逾越的高墙上，蹬出一个生的阶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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