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日，“海上有佳人——林风眠与海派仕女画”展览正在上海中国画院美术馆展出，展览以林风眠的作品领衔，精选了清末至近现代的海派仕女画佳作。
林风眠的一生经历了战争迁徙、生活变故和时代风雨，他把人生的五味都融于创作中。
上海是其画风成熟的关键地。亲眼见过他作画论艺的后辈如今已屈指可数。
今年84岁的上海中国画院画师张迪平曾与林风眠合作过一幅作品。记者来到张迪平的家中，听她独家讲述这段50年前的珍贵回忆。
上海中国画院画师张迪平 陈俊珺 摄
风度翩翩的古稀老人
解放日报·上观：您与林风眠先生是何时相识的？
张迪平：林风眠先生在上海中国画院工作的时间其实很短暂，从1973年到1977年，前后不过三四年时间。
林先生来画院时已经70多岁，人很清瘦，但精神状态完全不像古稀老人，走路很快，风度翩翩。他很朴素，总是穿着一件米色的中长风衣，肩上搭一个布包，在那个清一色中山装的年代，他的气质显得与众不同。
他每天从南昌路的住处走到岳阳路的画院上班，他的话很少，见人总是笑眯眯地点头。大家都很尊敬他。
林风眠 《鲜花》（之一）1975年 上海中国画院藏
解放日报·上观：林风眠先生1951年就移居上海，曾参与了上海美术界的不少活动。
张迪平：是的，上世纪60年代初，上海美协为林先生举办画展。我当时还很年轻，跟着父亲去看展览，印象极深。他的作品有风景，也有人物和花卉。林先生笔下的白墙黛瓦、秋天的树，色彩浓烈、笔墨概括，与我们当时所学的写实画法完全不同，我和父亲看后都非常激动。
林先生到画院工作后，我们几个年轻人特别喜欢他的画风，但从未见他当众作画。我向单位领导提议，能不能请林先生为大家演示一下，让我们看看他是怎么画的。林先生得知后，欣然答应。
那次公开创作安排在长乐路上的油雕院，当时上海中国画院和油雕院是同一家单位。很多年轻画家围坐在林先生身边，我则在一旁帮他磨墨、准备颜料。林先生画画基本用水粉颜料，花青用国画颜料，墨是一定要当场磨出来的。
解放日报·上观：他当时画了什么作品？
张迪平：那天他的心情很好，作画速度很快，一幅栩栩如生的《鲜花》在短时间内就跃然纸上，用笔苍劲、果断。
林风眠（1900—1991）原名林凤鸣。广东梅县人。1919年，赴法学习西洋绘画。1925年，回国后出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兼教授。1927年，受蔡元培之邀赴杭州创办国立艺术院（中国美术学院前身）任校长。为我国新美术运动的先驱者之一、现代美术教育的奠基者之一。1951年移居上海。后为上海中国画院画师。1977年后定居香港。1979年，在巴黎举办个人画展。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、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主席等。
在笔墨和线条上下大功夫
解放日报·上观：听说您曾与林先生合作过一幅作品，这次合作是在什么机缘下促成的？
张迪平：上世纪70年代后期，画院准备举办一场特殊的庆祝展。那天开会时，林先生坐在我旁边，他提出：“我们俩合作一张吧。”
我很吃惊，也很忐忑，我当年才三十出头，和林先生隔了好几辈，在艺术上还很稚嫩。林先生让我先画，再送去他家中。
解放日报·上观：他为什么让您先画？
张迪平：当时画院有个规矩——年轻画家与老先生合作，一定要年轻人先画。因为年轻人在艺术上往往还不太成熟，先下笔，老先生总有办法“妙手回春”。若是倒过来，年轻人可能会接不住。
我回家后反复构思，那时候是秋天，便画了四只螃蟹，又配了一个花瓶，那个花瓶的造型来自我家里的收藏。我画好后，送到林先生南昌路53号的家中。我还记得那是一栋法式的小洋房，他把画留下，让我过两天去取。
再度拜访时，林先生在画中补上了菊花，整幅画看起来生机勃勃。更让我没想到的是，林先生让我在画上题写“普天同庆”。我难以推脱，只好拿回去用心写了这几个字。这幅作品至今收藏在上海中国画院。
林风眠 张迪平 《普天同庆》 20世纪70年代
解放日报·上观：林风眠先生有没有给予您一些具体的指导？
张迪平：我去送画时，与他聊过几次。我到现在还记得他家里的样子，他工作的桌子不大，桌上只有砚台和笔洗，没有任何颜料的痕迹。我很好奇，他画中丰富的色彩从何而来。林先生拉开桌子两旁的抽屉，各色颜料原来都藏在里面，每一排是一个色系，排列得非常整齐。他的卧室里还有一张差不多的桌子，两边也有两排抽屉和颜料。
我向他请教色彩该怎么用。他对我说：“中国画的笔墨和线条很重要，你要在笔墨和线条上下大功夫。”我有点诧异，他是一个倡导调和中西，且西洋画功底很深的画家，竟然会强调传统笔墨？
我回家反复研究他的画册，发现他其实是把西洋画的色彩构建在中国画的笔性之上。比如他笔下的鹭鸶，飞舞的线条看似只有简单的几笔，其实很见笔墨功力，没有深厚的积累是根本画不出这种感觉的。
《普天同庆》完成后，我去林先生家请他盖章，他对我说：“我就像是建筑底部的一块砖，希望你们年轻一代在我这块砖的基础上再发展。”他的艺术成就这么大，却把自己定位为“垫脚石”，这种谦逊的态度令我感动。
林风眠 《梨花小鸟》 1977年 上海中国画院藏
在上海进入艺术丰收期
解放日报·上观：通过与林风眠先生的交谈及合作，您对他的艺术风格有哪些认识？
张迪平：林先生的艺术风格，是与他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的。他在晚年一本重要画册的前言中，描述了自己小时候在广东梅县老家门口看片片浮云、清清小溪、远远松林的情景。他一辈子的经历如此丰富，却在晚年写回忆文章时，把童年的记忆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。他独特的画风不是凭空而来，而是扎根于生活，从真切的生命感受中汲取灵感。
解放日报·上观：年轻时在法国留学的经历也是他生命中重要的积累。
张迪平：是的，林先生19岁到法国勤工俭学，学习西洋绘画。先是在第戎美术学校进修西洋画，后来转入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深造。此后又前往德国游历。当时的欧洲画坛正值后期印象派的高峰，立体主义、表现主义盛行。他的夫人是德国雕塑家，因此他对德国的表现主义也有感触。
当时有一些尝试中西融合的画家，主要是将早期印象派的色彩与中国画进行结合，而林先生则是把后期印象派、立体主义、表现主义融入中国画，形成了全新的艺术面貌。
我曾在程十发先生家中欣赏过林先生早期的作品，大约创作于上世纪30年代，是一幅立轴的紫藤和金鱼，构图非常传统。我很惊讶，林先生早年还画过这么传统的画。当然，他的笔性与他后期的绘画还是一脉相承的。这说明他从年轻时就在中国画的笔墨上下过功夫，后来一步步地转变提升，他的成功不是一蹴而就的。
林风眠 《农舍》 20世纪40年代 上海中国画院藏
解放日报·上观：林风眠出任杭州国立艺术院（中国美院前身）校长时只有27岁，怀着“为艺术而战”的热切理想，倡导中西艺术的调和。
张迪平：赵无极、朱德群、吴冠中等一批优秀的画家都出自当年的杭州艺专。他们都找到了各自的表达方式，走出属于自己的中西融合之路。林先生无疑是现代美术教育的奠基者之一，但他骨子里是个非常纯粹的艺术家，他想把最大的热情都投入创作。
1951年，林先生辞去杭州的教职，搬进上海南昌路53号的一栋法式小洋房。我想，早年留法的情结是他选择上海的重要原因。在这栋房子里，他的艺术创作进入了成熟期与丰收期。
解放日报·上观：在上海的日子里，林风眠先生也曾参加过下乡写生活动？
张迪平：听说林先生写生有自己的方式。有的画家喜欢对景写生，有些则喜欢在画本上记录一些线条。林先生在现场什么也不画，就默默地看，悄悄地记在心里。回去后把内心的感受结合景物挥洒于纸上。
林风眠 《菜农》 20世纪50年代 上海中国画院藏
他是真正的艺术家
解放日报·上观：林风眠先生经历过时代的巨变，他的画里始终有一种生命的韧性。
张迪平：林先生在南昌路的生活其实是孤独而清苦的。上世纪50年代中期，他的夫人带着他心爱的女儿去巴西定居。此后他一个人生活，日子过得并不宽裕。
电影演员王丹凤与她的先生柳和清是林先生为数不多的好友，两家人住得很近。柳和清经常看到林先生手里拿着五分钱的生面条回家下面吃。
有一次两人在路上相遇，林先生邀请柳和清到家里一起吃面。他拿出自己做的霉干菜烧肉款待好友，饭后还泡了一杯咖啡。在林先生最困难的日子里，柳和清购买了他的作品，给了他支持。
林风眠 《骛群》 20世纪50年代 上海中国画院藏
解放日报·上观：哪怕日子再煎熬，他仍然没有放弃艺术。
张迪平：这是我非常敬佩他的一点。1977年，林先生获准去国外探望夫人和女儿。当时，画院专门派了一辆面包车，不少同事一起去虹桥机场送行。我们看着他走上飞机的舷梯，那个画面我至今记得。
他离开前，把许多重要的作品都整理好，交给画院保管，后来捐给了国家。上海中国画院成立了林风眠艺术研究会，出版了他的画册，还设立了林风眠绘画陈列馆。
林先生离开后，我们作为后辈很牵挂他，也关注他的艺术活动。1979年，他在巴黎举办个人画展，取得极大成功。晚年的他在香港又创作了许多优秀的作品。
林先生的性格深沉内敛，但内心爱憎分明。人生的跌宕起伏，他从不宣之于口，把心境都落在笔端。他就像画坛的一只孤雁，飞翔于苍茫天地间。在我心中，他是真正的艺术家，我一直很敬仰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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